国庆假期还没到，有人就接到了6张“红色罚款单”——同学好友的结婚喜帖，份子钱要准备4000多元，一个月不吃不喝工资都不够。
说中国是人情社会、熟人社会，这份子钱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所谓份子钱，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，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。在我老家的方言中，直接将送份子钱称为“送人情”，显得更为形象真切。
有人考证，份子钱是朱元璋发明的。他建立了“乡饮酒礼”制度，每年春秋，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，聚在一起，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：“凡我同里之人，各遵守礼法，毋得恃力凌弱，违者先共治之，然后经官；或贫无所赡，周给其家，三年不立，不使与会。其婚姻丧葬有乏，随力相助。如不从众，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，不许入会。”
这个考证是否穿凿附会尚不得知，但“份子”一词确实从明代中叶便开始出现。汤显祖《牡丹亭》第三十三出《秘议》中，“便是杜老爷去后，谎了一府州县士民人等许多份子，起了个生祠”，便是一例。至明末清初之际，份子更加流行，吴敬梓小说《儒林外史》里，通篇可见“凑份子”“派份子”“出份子”的说法。
从中也不难看出，彼时的“份子”，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，更多体现为一种互助精神。记得在我的老家，过去谁家砌房子，大家去帮忙，主家不用给工钱，而是记载“人情工”一次。等到帮工者砌房子，主人要去帮忙，将“人情工”还上。在这里，“人情工”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朴素的份子钱。
但到了今天，这种份子钱已慢慢异化了，变成了一种令人不堪重负的人情债，比如本文开头中，有人一口气收到了6份结婚喜帖，将国庆假期排得满满当当。原本礼尚往来的份子钱，成了一种彼此的利益攻防，一种盈亏收益计算，唯独不见了那种有温度的“人情”。
节节攀升的份子钱，也催生了一些奇葩现象。某姑娘被一位八九年没有联系过的高中同学邀请出席婚礼，因为没空她就委婉拒绝。没想到对方在婚礼后却发来信息：“礼金用汇的方式OK吗？”两男子是大学同学，4年前，一男子结婚，出于情谊该男子参加了婚礼，因为实在没钱，就只能给红包里塞了一张欠条。4年后，该男子结婚，同样邀请了这位同学，打开礼金红包的时候，原来是当年他写的那张欠条又回来了——这不是段子，而是来自媒体报道的新闻，是这个时代的一种荒诞浮世绘。
写到这里，我不由得要感谢深圳，这个开放包容的城市，似乎并不流行带有强制意味的份子钱，很多年轻人结婚，就是到外面旅行一番，然后给办公室的同事派发喜糖，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喜悦。可以说，深圳是一个不为份子钱所累的城市，某种角度上，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。
由此想到了逃离北上广深这个曾引起热烈讨论的巨大的伪命题，很多人之所以在逃离后又返回，就是因为相对来说，这些城市有更佳的人文环境、更公平的竞争机会。那种绞杀“人情”、塞满了攀比与算计的份子钱只是一种表征，它和许多现代陋习一起，交织成了一些地方日渐衰败的文化原因，当然反过来，也是观察深圳等活力城市人口净流入的一个小小的指标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