校园欺凌，不仅需要司法机关作出努力，学校、家长乃至全社会都应该主动站出来，肩负起自身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，共同筑起一道制度高墙，驱散校园欺凌的阴霾。
22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北京法院少年法庭成立30周年活动上表示，全国各地法院少年法庭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，继续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少年审判工作各环节，针对当前多发的校园欺凌和暴力问题，要认真落实《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》，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学生，要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，情节较轻的，尽量给予最大限度的教育、感化、挽救，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、手段残忍、后果严重的，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惩处，形成有力震慑，遏制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。
校园应当是最阳光、最安全的地方，然而近年来，校园暴力事件频发，地域范围广泛，并且日趋呈现出低龄化、暴力化趋势。一些欺凌者甚至将欺凌当做“荣誉”，拍摄成视频，借助互联网广为传播。这样的行为不论在欺凌者、还是受害者稚嫩的脸庞面前，都显得无比沉重，不仅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，也冲击着社会的道德底线。校园欺凌不是小事，必须高度重视，这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。
伴随着校园欺凌事件的高发，对欺凌者究竟怎样惩处，也成了备受瞩目的话题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当下有一种声音格外响亮：校园暴力之所以频发，就在于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缺陷。面对校园欺凌事件的日益增多，甚至频频突破法律底线的行径，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严惩校园欺凌者。
应当说，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也有相应的局限性。一方面以14周岁为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是我国刑法发展与进步的结果，另一方面诚如相关专家表示的，法律在对未成年人定罪和处罚问题上所规定的年龄界限，不能有任何伸缩性，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。对于未满 14岁的孩子来说，他们未必对自身的欺凌行为后果有着清晰的预估，法律不是上帝，也不是“万能药”，不能解决也不应代替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或问题，社会性的问题也并不能通过单纯的“入刑”得到解决。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当应对校园欺凌时，可以采取“大事化小”、一放了之的态度。其实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之所以会不断出现，就在于近年来一些校园欺凌事件越发让人不寒而栗，施暴者的欺凌行为远不是这个年龄段正常孩子所可以做出的，极其残忍。而当面对这些极端校园欺凌事件时，就必须违法必究，坚决依法予以严惩。
事实上，校园欺凌一直都是一道“世界性难题”，由于它主要涉及未成年人，且形成原因复杂，故对其治理尺度的把握并不容易。就我国而言，社会戾气、暴力行为在网络上的传播、“独生子女”式的社会结构、过分溺爱的家庭教育、缺乏道德评价的学校教育、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布等都是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原因。这就意味着应对校园欺凌，需要从问题出现的原因到导致的后果综合考量，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，把握好从宽与从严的平衡。
“没有安全，教育无从谈起，成长也无从谈起”，校园是为学生人生发展奠基的重要场所。而校园欺凌现象的存在，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，妨害和谐校园的建设，而且也侵蚀着教育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根基。要想彻底铲除滋生校园欺凌问题的土壤，从根本上来说，还是需要法律、社会、教育等多方发力，不能够全然仰赖事后惩处的教育手段。究其原因，校园欺凌现象，终究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，它其实是一个涉及教育、法治以及整体社会环境的复杂问题，对它的处理应“预防重于惩罚”。因此，治理校园欺凌，不仅需要司法机关作出努力，学校、家长乃至全社会都应该主动站出来，肩负起自身应当承担的一份责任，共同筑起一道制度高墙，驱散校园欺凌的阴霾。
